“反事情新词”的盛行语丛
当一个短语盛行起来的时候，每每是由于新词补充了一个不愿定但又待言说的空间。
很多职场人在探求一种准确的办法来描述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压力：既想得到经济上的保障，又不想让事情霸占自己全部的生活；既有严重的地位焦虑，又对这种地位焦虑感到腼腆；有时想争取升职，有时又想辞职；有时梦想过上超越自己上一辈的生活，有时又以为自己注定成为第一代过得不如父母的人。
由于Z世代（又称网络世代、互联网世代）逐步进入职场，“无声离职”（quietquitting）已成为美国最新的盛行语。这个词从TikTok蔓延到主流媒体，描述的是员工只知足本职事情的最低哀求，绝不投入比这哀求更多的韶光、精力或激情亲切。这种说法实在有些名不副实，由于员工并没有真正离开自己的岗位，而是选择做最最少的事情来勉强度日，连续领取自己那份人为，更类似于中国职场上常见的“摸鱼”。
但对“无声离职”，美国的主流媒体立时遐想到的是“躺平”，一个2021年春天就已在中国盛行起来的词，始于百度贴吧，意思是谢绝激烈的竞争，放弃努力事情，追求低希望的生活。
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的词汇量比美国人可大多了。年轻人不仅谈到“躺平”，还谈到“内卷”，指出事情再努力，也没有回报；他们希望“润”，专一研讨“润学”，企图办理“为什么润，润去哪里，怎么润”三大问题——“卷、躺、润”号称眼下中国青年的三大选择。
有人回家做“全职子女”，退出就业市场，寄居父母篱下，因无法独立而接管父母养活；有人主见“佛系”的生活态度──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处之泰然、不费劲、不争斗。
一些大学生还在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兴起了“孔乙己文学”：“年少不懂孔乙己，读懂已是书中人”；“都说学历是拍门砖，但我逐步创造它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
然而，在“反事情新词”的盛行语丛当中，最触目惊心的是这一个：“摆烂”。如果说“躺平”既反响了新生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也反响了对竞争激烈的事情环境的反击，那么，到了“摆烂”的程度，已经显示出这部分年轻民气坎有多么厌倦，彷佛进入了一种“放弃任何希望的可能性”的生理恶化状态。
事情发展至此，“反事情新词”已经溢出事情和职场范围，进入广阔的生活天下。正如“佛系人生”不但是对事情了无兴趣，而且也以为恋爱麻烦多多一样，“无声离职”一词现在在美国也被用于人们生活中的非事情方面，如婚姻和人际关系。
在中国，对上一代人来说，人生的成功意味着努力事情、结婚生子。而对这一代，“躺平”不仅仅意味着不找事情，也可能伴随放弃婚姻、不生孩子的意愿。2022年1月初，有媒体宣布，“‘00后’已经达到法定结婚年事”，提醒2000年出生的中国年轻男性有了却婚资格。由于按照中国法律，男性22岁、女性20岁起可以结婚。在微博热搜排行榜上，年轻人谢绝他们眼中的这种施压。
“别再唠叨我了！
”一位网友说道，利用了被逼婚者对父母最常说的厌恶词汇。就好似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走红的歌曲《春节自救指南》（英语：WhatIDoIsForYourOwnGood）见告那些坚持不懈“都是为你好”的中国父母：“各位亲爱的家人，我有我自己的人生。”
中国的结婚人数连续九年低落。据民政部2023年6月发布的数据，2022年结婚登记数为683.3万对。这是自198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远低于2013年的近1350万对。
2022年，中国人口也涌现了自1961年以来的首次低落。人们本来期待这一里程碑式的进程要到2029年或更晚才会涌现，而之后，中国的人口低落还可能加速。
放弃期望：一种应对机制
天经地义地，年轻人想要自己的生活，不想要外界强加的人生。如果从好处想，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年轻人，“无声离职”和“躺平”这两个词都表达了他们希望生活得更康健、更平衡的欲望。然而，人生的图画并不能够凭自己大略画就。如果我们核阅一下中美年轻人发展的社会环境，就会创造，这两个词是不同文化传统与政府政策交织的产物。
美国人一向崇尚个人权利、自由和独立。可是到了2022年，年轻人却创造自己面临着难以战胜的困难：债务、高通胀和缺少社会流动性。
2022年，美国学生贷款债务总额达1.75万亿美元，均匀每个借款人欠债28950美元。55%的公立四年制院校学生有学生贷款，57%的私立非营利性四年制院校学生有教诲债务。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学生在离开大学时都背负着沉重债务，常日须要近20年才能还清这些贷款。
这是由于，过去30年间，美国大学的用度一贯在增长。公立四年制大学每年的学费从4160美元增长到10740美元，私立非营利性院校的学费从19360美元增长到38070美元（根据通货膨胀率调度）。随着用度的增加，对学生贷款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声援的需求也在增加。
此外，失落控的通货膨胀使统统都变得更加昂贵，而实际收入却在缩水。由于许多美国人因房价过高而被挤出住房市场，社会流动性正不才降。皮尤研究中央202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8%的美国人认为年轻一代的生活会比他们的父辈更糟糕。综合考虑，当努力事情并不敷以取获胜利时，悄悄静的放弃彷佛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应对策略。
与美国的年轻人不同，中国的年轻人一样平常不会在成年过程中负债累累，由于传统上，父母承受着为孩子供应尽可能最好的教诲的巨大压力。
由于操持生养政策的影响，父母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出人头地。他们不仅支付学费，还支付大量的课外活动用度，留给孩子们玩耍的韶光很少。课外教诲行业兴盛，直到2021年，这都是一笔大买卖。因此，中国是天下上养育家庭本钱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事实造就了大批因压力重重而不愿生养的年轻夫妇。
中国青年的受教诲程度是几十年来最高的，高校和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人数创下了历史记录。但是，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毕业生们面临着期望与机遇之间越来越大的不匹配。他们开始意识到，学位可能不会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会带来其他有保障的好处。他们越来越认为，他们本日所接管的过多的教诲，在来日诰日不会受到重视。这种幻灭感在“孔乙己文学”的盛行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
青年失落业率逐年不断攀升。放在几年前，很少有人会预见到，中国将无法为年轻人创造足够的新事情岗位。几十年来，中国一贯是天下工厂和经济增长强国，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涉及从制造业、做事业到高薪白领等各个领域。现在，几十年来创造大量事情岗位的趋势正发生着重大逆转，而之前正是这一趋势带来了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个人的繁荣。
麻烦很大的是，那些找到事情的年轻人生活得也不轻松。问题不仅在于事情韶光长——尤其表示在科技大厂盛行的臭名昭著的“996”事情制（从上午9点到晚上9点，每周事情六天）上，还在于事情每每没有保障。一定的事情灵巧性可能是好的，但太多的不愿定章会引发焦虑。做事业和发达发展的平台经济创造的就业机会以及以前觉得安全的白领事情，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竞争公务员职位。它们曾经被年轻人所厌恶，但眼下普遍被（尤其是年轻人的父母们）认为更安全、更有吸引力。
与此同时，高昂的房价让年轻人买房成家的希望破灭。例如，对付普通的中国年轻人来说，独立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购房已变得险些不可能。
社会流动性的缺少，加上生活本钱的上升，正在使令抱负破灭的年轻人放弃期望。所有的“反事情”盛行语，不过是没有积蓄、看不到未来的年轻人的一种应对机制。
生活结束，流动中止？
一帮年轻人对他们生活的暗淡、对他们令人沮丧地损失了自身对天下的把握感表现出挫折，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在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们谈到“迷惘的一代”，并不是一种有时。
到了21世纪的20年代，我们或许还没有找到得当的描述这一代年轻人的用语，但如果说他们是“没有期望的一代”，可能也距原形不远。可是，在最新科技不断涌现、人工智能彷佛行将带光降盆力的极大飞跃的年代，我们如何能作如此悲观的描绘呢？
数年前，《企业家》（Entrepreneur）杂志列举了十项可能改变天下的技能。除了基因编辑技能Crispr、再生医学（re－generativemedicine）和火箭再利用，其他七项，从量子打算、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到机器人助理和语音助手，从虚拟与稠浊现实、无人驾驶到加密货币，无不与遵照摩尔定律的打算机与数据科学干系。该杂志言之凿凿地说，我们正处于另一次技能繁荣的边缘。这些技能将很快成为主流，从而改变全体天下。
实在，只须要一点反向思考就可以认识到，除了打算机与数据科学，我们正处于其他技能结束不前的状态。
经济学中最靠近技能进步的指标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fac－torproductivity）。这个观点有点奇怪：它打算在劳动力增长和成本投资之后剩余的生产力增长。当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时，意味着相同数量的劳力利用相同数量的地皮和机器，事情产出却比以前还多。这是我们衡量难以定义的创新和改进的最佳考试测验，正是这些创新和改进，借用乔布斯的著名说法，即做到“更聪明地事情”，不断提高着人类的生活水平。简而言之，如果TFP持平，那么生活水平也将结束。
根据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RobertGordon）——一位精彩的宏不雅观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的打算，与那些时时给未来涂抹玫瑰色的技能主义者的论调相异，近几十年来，TFP基本处于持平状态。自197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仅及1920至1970年的增长速率的三分之一。如果换成经济学生手也能听懂的话，这意味着人们更穷，事情韶光更长，给儿孙辈留下了一个比从祖辈那里所继续的更糟的天下。
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呢？在生活始终一起向好的环境下，我们恐怕难以接管这样一个前景：人类的生活水平未来很有可能结束不前。技能进步的缓慢将被一系列“逆向”成分强化：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教诲水平不再提高、人口趋于老龄化，等等。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指出，我们社会的自我形象，乃至可以说自我认同，都以不断的发展进步为核心。如果进步一旦不再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下一代工薪阶层收入连续结束或低落，我们就不得不负责思考，这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此前，代际绝对向上流动曾是年轻人险些普遍的经历。但随着家庭组成、养育办法、考试成绩、社区质量、大学入学率和毕业率等方面的阶层差距不断扩大，当今青年的向上流动性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寻衅。对教诲所带来的期望的低落，尤其令人触目惊心。进步的一个基本含义曾经是，通过教诲实现社会上移，以之取代利用遗产或财富进行的选择。然而到了本日，这统统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因而也不被视作天经地义。
不给年轻人以未来，将是全体社会的失落败
那么年轻人真的就该当对出息抱持悲观态度么？只管悲观主义可能看起来比乐不雅观主义更深刻，但对我们培植一个更美好天下的集体能力怀有愤世嫉俗的态度，只会让我们更难赢得对创造未来所需的经济政策的支持。这对正在挣扎的年轻人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侵害。
2021年初，在新冠疫情大盛行期间，美国涌现了所谓“大辞职”（GreatResignation）征象，即出于倦怠和神往在家事情的自由滋味，美国员工集体志愿离开事情岗位。最常见的辞职缘故原由包括：生活本钱上升而人为却结束不前、职业发展机会有限、事情环境恶劣、福利匮乏、远程事情政策缺少灵巧性以及对事情长期不满。当然，也有许多人因疫情而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并更加重视家人、朋友和生理康健。
然而，事实证明，辞职并不是一项有效的应对手段。许多人并没有长期离开劳动力市场 （这可能会造成经济困难，尤其是在高通胀期间），而只是大略地换了事情。虽然员工可能会由于能够在认为得当的时候主动辞职而感到自己有权力，但由于缺少履历和专业练习，他们日后的职业阶梯可能会受到影响。有些人后悔辞去了原来的职位。很快，一些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率就已规复到乃至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这表明，“大辞职”是否构成一个持久的事情趋势是值得疑惑的。
一个猜想之外的影响是，企业提高了自动化率，创造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繁荣。总体来看，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都会加速工业自动化，这不仅是为了替代“出走”的工人，也是为了降落本钱。
虽然中国在疫情期间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涌现“大辞职”征象，但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知足于随便找份工。他们探求能够供应一定程度的安全感、达成事情与生活平衡、开辟向上流动的道路的事情，也有许多人开始负责思考事情的意义。然而，青年失落业率的上升可能会限定选择，并迫使中国青年从事不太空想的事情。如果不在未来几年办理这些问题，中国将涌现一代迷失落的青年，他们可能会探求与制造网络盛行语不一样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认识到年轻人对事情不满的多个层面，不仅有助于从政策的角度设计和核阅办理方案，还有助于环绕如何让中国年轻人感到更有希望展开深度反思。办理这些问题可以从授予工人在事情场所的发言权、在严重的经济焦虑期间提高事情保障以及办理经济不平等开始。
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诲、稳定而充足的职业以及经济实惠的良好住房，个人就无法发达发展。而如果个人不繁荣，全体社会就会变得更糟。如果年轻人没有得到为未来做好准备所需的教诲，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缺少一份稳定而有回报的事情，或者如果他们住不起高性价比的住房，他们就会失落去希望。希望是强大社会的关键驱动力之一，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希望，人们就会满怀沮丧，觉得无法发挥自己的潜力，一国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也会低落。这将对社会凝聚力产生负面影响。
子孙后代相信他们能够实现与父辈同样的梦想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自己的潜力，这才叫公正。社会理所应该地随着韶光的推移而发生变革，每一代人都面临自己的寻衅，并有机会创造与此前不同的未来，然而成功的阶梯须要保持到位。不论个人出自何种背景，仍旧须要稳定的核心基石来使他们能够发达发展。
只需看看过去数十年来在教诲、就业和住房方面的政策决定，就会创造它们常日多么短视，在改进年轻人现实生活的机会方面做得很少，尤其对那些从相对弱势地位起步的人更是如此。变革的推动者不应该只是年轻一代，而是须要全社会的力量。正如E.H.卡尔（E.H.Carr）在1961年揭橥的精彩文章《什么是历史》中所说：“我们一出生，天下就开始对我们进行改造，将我们从纯挚的生物单位转变为社会单位。”社会的确很主要。
恰如一句非洲谚语所说，养大一个孩子须要全村落的力量。不给年轻人以未来，将是全体社会的失落败。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